同理，民法典不是也不可能是意思自治的产物，只能是公权力行使的结果。
五、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法理意涵在于，公权力行使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应当尽量最小。第二，信息公开原则要求形成信息高效利用机制。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存在着谣言与传闻并行、造谣与辟谣争锋的现象，原因在于信息公开不够全面及时，谣言治理能力明显欠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以人民为本是法治中国的基本法理。这就需要我们系统地讨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治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法理。尤其对非专业人士来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超出了其已有的经验知识，必须借助权威信息作决策。一是决策讲究科学依据。
原因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必然意味着法治秩序的悬置甚至倾覆，因此也就不意味着上述法治原则和基本法理的失效、悬置和倾覆，而是上述法治原则在法治秩序能容纳的紧急状态下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就面临征用医疗器械厂家以生产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征用展览馆、酒店、学校宿舍作为隔离场所和方舱医院。[21]《食品安全法》第6条是关于负责制的原则性规定。
正是因为公共行政在规则制定方面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那么，仍然简单地以合法律性来要求其应责，尤其是通过司法审查的法律应责，实际上是捉襟见肘的。在这期间发生的诸如重庆查获涉及3亿元的地沟油案、上海曝光假冒婴幼儿乳粉事件、网络外卖平台食品安全把关不力、多地出现医疗垃圾制成餐具等问题，[3]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法仍然无力。就此而言，人民是主人、被代理人，公共行政是执行者、代理人。[50]第二，监管者必须考虑如何解决代议机关提出的问题或督办的事项，并进行后期的汇报。
但是，参与应该以何种形式进行，参与者如何才能具有广泛的不同利益的代表性，如何参与才是充分表达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行政监管规则制定者应该如何听取不同的意见，制定者是否应该就其听取哪些意见、不听取哪些意见给出理由说明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许多设计人民参与的立法中都是缺乏明确规定的。三、行政监管规则的制定 政府及其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承担政治责任的另一重要场合是行政监管规则的制定。
其复杂性虽然并未充分展现，但已经得以窥知一二。例如，在山西运城，经历的环节包括：（1）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组织专题询问。每年度的数字只是代表报道或论及食品安全专题询问的次数，而非询问本身的次数（有重复报道同一次专题询问的）。二是发生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该项指标不计分。
该项许可与普通的仅对申请人产生效力的许可不同，它的批准并公布意味着不仅申请人可以使用该食品添加剂，其他生产者也可以使用。但是，更具决定意义的因素还是在于负责的德性。行政监管的政治应责是行政机关（特别是其首长）为其管辖范围内的工作绩效，向人民及其代表机关应责，向执政党应责，以及在科层体制内向上级应责。换言之，人民意志具体内容的形成权，已不再完全由人民代表掌控，在许多时候，该权已经转移到传统民主理论图景中作为执行者的政府手中，人民代议机关仅仅是空白支票的签发人。
（三）政治应责 就像应责的定义存在多样化，对应责的分类也是如此。[23]笔者在某省份调研时，曾经遇到基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职领导抱怨，由于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视不足，其所在局的执法人力（有执法资格的人员）、物力（车辆、电脑设备等）都不足以应对食药监管系统层层下派的执法任务，以至于存在大量执法报告抄袭或造假的现象。
潘一峰：《回应百姓关切，保障食品安全》，载《杭州日报》2015年4月20日第001版。[31]例如，美国法院曾经对行政规则采取从严审查标准，但该标准总是让行政机关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以至于行政规则制定时间愈来愈长，出现僵化现象，导致行政政策延迟而难以有效回应公众需求，故法院转而采取较弱审查标准，更多地尊重行政机关。
[23] 第四，追责程序开启主动权在于党政系统内部，尤其是来自上级对下级的督察。[55]这种期许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专题询问滑向偶发性、运动性、表面性、象征性的担忧。这个问题在我国和域外，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都是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听取意见的民主化符号意义，以及对行政监管规则可能导致的民众反应的顾虑，也曾经出现让人民参与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时候。由于人民现实的分散存在，需要有汇聚并集中表达其意愿、想法或问题等的机构，其中，最具理论完整意义的也就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又称代议机关）。在公布食品安全标准规划、实施计划及制（修）订计划前，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透过责任可以定位某个个人或机构的规范角色——应当为或不为什么以及行为失当的不利后果，却在无意之中假定了该后果的必然实现，而把该应然后果转变为现实所需要的关系结构和展开过程，放在了视野的盲区。[52]人民代表机关的专题询问基本都有媒体进行实录报道，只是报道详略不同。
分析表明，上级对下级的监测松紧影响着下级监管的效率。这一点典型地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中。
一方面，即便是在司法有着充分独立地位、公共行政的司法审查较为全面成熟的国家，司法对行政机关的规则形成权也是相当尊重的。更多的可能发生政治应责的情境或问题，如监管者选择性执法的政治应责、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政治应责等，都有待开发和探索。
政治应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是指议会使行政部门在政治上应责。[57]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风险治理视野下食品安全法治研究（项目号11BFX0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我国当下的政制体系和氛围中，政党斗争性的、对抗性的、仅为揭短而不为建设的问责，于代议机关议事过程没有容身之地。然而，在人民参与的具体设计上进行进一步的努力，如行政监管机关公开所征集意见、在采纳意见与否方面充分说明理由以展示理性选择，以大幅度减少规则制定者的自由裁量，从而使其真正应责于人民，这个方向是否可行呢？沿着这个看似合理的方向走下去，终会遭遇一个理论上的困境：作为规则制定者的行政监管机关，究竟是向直接参与行政过程的人民应责呢，还是向授权其进行有效监管的人民代表机关、进而向代表机关背后的人民间接应责呢？原理上似乎是后者。
[32]可是，行政规则的具体内容往往关乎利益关系的设定或调整，仅从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角度进行审查，显然会放纵行政规则制定者巨大的立法性裁量。[44] 第二，覆盖广泛地域和区县以上各个层级。
当然，政治应责机制之形成和成熟，需要较长时期的摸索、稳定、变动和发展。它有人民代表的提问，也有监管者的回应，确实能揭示出存在的问题，也能督促监管者彻底解决问题。
其次，专题询问需要更加全面的动力装置。[45]参见朱宁宁：《拿什么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载《吉林人大》2016年第8期。
该搜索并不是严谨而穷尽的。具体展开的思路是：首先对责任、应责和政治应责，给出本文的理解和界定，以形成之后论述以及与读者沟通的概念基础。为了解食品安全专题询问的现实情况，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篇名：食品安全（精确）+篇名：专题询问（精确）的方式进行搜索，搜索日期是2017年3月3日，获得140条结果。（2）召开专门的专题询问启动会。
如前所述，本文意在从政治应责切入，对食安法建立的最严肃问责体系进行剖析，以预估其可能的实效。[5]张德江：《全面实施食品安全法，切实加强和改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载《中国应急管理》2016年第7期。
问责一词在字面上更容易形成主人、被代理人、受益人的视角，直接含有询问追究的意涵。只是，更多考验智慧的是，如何建立尽管复杂但确实有效的政治应责。
该领导以具体事例说明，在地方上，被问责官员的层级会被尽可能地压低，被问责官员的范围会被尽可能地缩小，除非上级直至国务院严厉督察。对此的观察和研究，更易接近责任能否实现的实际，减少对责任实现及其预期效果的当然想象。